我揣着舅舅五年前从景明国寄来的信，手里攥着阿爷塞的那把弯刀。刀鞘是枯陀国的老牛皮，磨得发亮，贴在掌心能觉出细微的纹路——就像阿爷手掌的茧，粗糙却暖。他往我怀里塞刀时，胡茬蹭着我耳朵：“你舅舅当年带走它，我就说过，刀能砍柴，也能记着，好东西不分邦国。”

其实我对舅舅的记忆，大半是戈壁上的风与笑声。他没去景明国前，总爱在枯陀国的沙地里教我认种子。有次他从昌宁国商人那换了包南瓜籽，说“这东西埋在沙里能长出手掌大的瓜”，阿爷骂他“异想天开”，他却拉着我在屋后挖了个坑，埋籽时特意往土里掺了把碎羊毛：“瓜也怕冷，给它盖点被子。”

那阵子他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袖口磨破了边，却总爱卷到胳膊肘，露出小臂上的疤——不是后来被马蹄蹭的那道，是年轻时为了救被流沙困住的昌宁国商人，用刀割破手放血做标记留下的。他说那商人教他“沙子会骗人，但根不会”，所以他总带着把小铲子，见着陌生的草就挖出来看根须，说“知道根什么样，就知道这东西能不能活”。

有年春天，他不知从哪弄来架小水车，不是景明国那种笨重的，是用枯树枝和羊皮缝的，就巴掌大。他举着在太阳底下转，水珠被甩出来，像撒了把碎星星。“你看，”他指着水珠在沙地上洇出的小坑，“水不用多，找对法子就能留住。”那天我们用这小水车浇活了三棵快枯死的杨树苗，他蹲在树苗旁，用刀在树干上刻了个小小的狼头，说“等你长到能遮荫，我就带你去景明国看大水车”。

那时的风刮过戈壁，都带着草木的腥气。他总说“好东西不分邦国，就像这南瓜籽，到了枯陀国也能结果”，说这话时，他眼里的光比狼图腾的铜钉还亮——我原以为，景明国的青石板路上，也该有这样的光。

景明国的都城真大，路是青石板铺的，被千万双脚磨得光溜，光脚走在上面，凉丝丝的硌得慌。我按着信上的地址找南坊，青石板的缝里嵌着碎布片、瓜子壳，还有半枚生锈的铜钱。问了个戴瓜皮帽的老头，他帽檐压得低，露出的下巴上有颗痣，瞥我腰间弯刀时，嘴角撇得像被风刮过的草：“南坊？早不是你舅舅的地界了。”拐杖在石板上敲了敲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惊飞了檐下的麻雀。

巷子尽头围了好多人，像堵墙。我挤进去，心口猛地被什么攥住了——木柱子被晒得发烫，舅舅的灰布短褂黏在背上，汗渍晕成大片深色，像被雨打湿的土块。他左颧骨上那块疤，信里提过是赶车时被马蹄蹭的，此刻在日头下泛着油亮的红，那是我小时候总摸的地方，当年他用这道疤蹭我的脸，说“男人的疤是勋章”，此刻却被麻绳勒得变了形，紫红的印子陷进皮肉里。

京兆府的衙役正想夺他别在腰间的弯刀，手抓着老牛皮刀鞘，攥出几道白痕。舅舅死死攥着刀柄，指节发白，狼图腾的眼睛处磨得发亮，像在盯着围观的人，又像在看他自己紧抿的嘴角：“这刀救过枯陀国的人，也该救景明国的人！”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却带着股劲，震得周围的哄笑声矮了半截。

人群后缩着个穿青布衫的年轻男人，是工部的画工小秦。他手里攥着张草纸，被汗浸得发皱，上面画的水车草图，三根辐条明显比别的短，墨迹晕开，像被水泡软的麦秆，在他掌心微微发颤。见我看他，他慌忙把纸往怀里塞，脸涨得通红，耳尖却白得像没晒过太阳。

街角“悦来栈”的女掌柜见我呆站着，伸手把我往回拉。她的手带着灶膛的温度，月白布衫的袖口沾着点面碱，是刚洗过碗的味。“先住下，灶上温着粥。”她笑起来眼角有浅浅的纹，像被风拂过的水。端来的小米粥上漂着层油花，碗边搭着双竹筷，筷尾刻着个极小的“周”字，刻痕里还嵌着点陈年的粥渣——后来才知道，那是舅舅的姓，也是她丈夫的姓。

夜里我被地窖的响动惊醒，木梯被踩得“吱呀”响，像有人在磨牙。女掌柜举着油灯往地窖走，菜籽油的烟味混着地窖里的霉味飘上来，呛得人鼻子发酸。她月白布衫的后摆沾着湿泥，是下午去粮仓附近踩的，泥里还裹着半片粟米壳，黄澄澄的，在灯光下泛着光。

地窖里黑得像泼了墨，只有油灯的光圈在动。她打开墙角的木箱，铁锁“咔哒”一声弹开，里面的半截水车辐条带着松木的腥气——那是虫蛀过的木头特有的味，像闷了一冬的粮仓底。“我男人原是工部的木匠，”她用布擦着木牌上的灰，布是粗麻布，擦过木牌上的“偷减三根辐条”，留下些白痕，“和你舅舅一起查水转大纺车案，后来从作坊的房顶上摔下来了，说是‘失足’。”

木箱里还有把卷了刃的凿子，刃口崩了个小豁，像被石头硌过；几张画着齿轮的图纸，边角被虫蛀了些小洞，露出后面的草纸；最底下压着双布鞋，鞋底磨穿了，鞋帮上绣着半朵桃花，针脚歪歪扭扭的——女掌柜说，是她男人临死前，想给她绣朵完整的，没绣完就……油灯的光在她脸上晃，把泪影投在木箱壁上，像片晃动的水。

“那戴瓜皮帽的老头……”我想起他袖管里的木匠尺。

“他儿子原是作坊的学徒，”女掌柜把木牌放回箱子，手指抚过“周”字，竹筷上的刻痕挂住根头发，是她下午梳头时缠上的，黑得像作坊里的墨，“因不肯偷减辐条被赶走，那年冬天就饿死了。老头总说，是昌宁国的水车害了人，却不想想，仿造的人是谁，包庇的人又是谁。”

第二天去给舅舅送水时，路过最大的“丰裕粮栈”，木柜台被算盘珠子敲得咚咚响。穿靛蓝短打的苏二娘正站在柜台后，左手无名指缺了半截，断口处的伤疤在日头下泛白，像块没化的雪。她拨算盘的手快得像翻飞的蝶，算珠是铸铁的，沉甸甸压在紫檀木框上，十年用下来，框子磨出细痕，泛着油亮的光。

“苏二娘，女人家别总摸算盘，学学绣花才是正经！”粮栈门口的王老板叼着烟袋，烟油子滴在青石板上，黑了一小块。

苏二娘头也没抬，断指的手飞快一挑，算珠“啪”地定在“亏空三百石”的位置，声音裹着气，震得周围人耳朵嗡嗡响：“王老板要是闲得慌，不如算算你库房里少的那车米去哪了？去年冬天城西冻死的三个娃，账上可记着你‘捐粮十石’呢。”她从柜台下摸出个账本，纸页发黄，上面的朱砂批注红得像血，“正月十八，你往官府送了两坛酒，换了张‘免查’的条子，我这算盘可都记着呢——连耗羡都算得清清楚楚。”

后来才知，前几日她给舅舅塞过张字条，麻纸糙得像砂纸，上面用朱砂画的粮仓暗格歪歪扭扭却清楚，末尾还加了行小字：“昌宁国匠人带的春麦种，锁在西角地窖，那才是能救景明国的好东西。”——这正是舅舅敢当众喊出“要救景明国”的底气。

舅舅喝水时，喉结动得厉害，像吞着块热石头。他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，缠得人发慌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说的是枯陀国的土话，带着点口音，手往我怀里塞了个东西——是本牛皮封面的小册子，封皮磨得发亮，边角卷成了波浪，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墨迹有深有浅，想来是换过好几回墨。夹页里藏着张画得歪歪扭扭的地图，上面用枯陀国文字标着“戈壁绿洲”，旁边写着“等外甥来”，笔画里还嵌着点沙粒，是枯陀国的风带来的。

他指尖蹭过地图上的绿洲，粗粝的指腹磨得纸页沙沙响，突然往我手里塞了粒褐色的种子：“昌宁国的耐旱种，我试了两年，城南稻田能长。”种子硬邦邦的，在掌心硌出个小印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怀里的衣襟鼓鼓囊囊，摸上去糙糙的，像是藏着把麦种。

两日后，边境传来急报：昌宁国派来的农技匠人团，本想教景明国新的育种法，却因携带“异域种子”被诬陷为“奸细”，双方起了冲突，匠人及随行家眷被赶至城外，成了无家可归的流徙。官府贴出的榜文用了大红纸，墨迹淋漓，“同仇敌忾”四个字大得吓人，贴在城墙上，被风刮得哗哗响。

流徙冲进城那天，衙役正拿铁锁锁粮仓大门。铜锁沉甸甸的，锁芯是黄铜的，磨得发亮，扣在铁环上“咔哒”响。苏二娘突然从粮栈冲出来，靛蓝短褂的下摆扫过门槛，带起一阵麦糠，落在青石板上，白花花的像碎雪。她怀里的铁算盘十年用下来，边角磕出了豁，算珠上刻着的“一”“二”字被磨得浅了，却还能看清。

“哐当！”她抬手就把算盘砸向门锁，铸铁算珠撞在铜锁上，弹起两颗滚到青石板缝里，一颗刻着“五”的珠子蹦到流徙孩子脚边。那孩子约莫五岁，光着脚，脚趾缝里全是泥，捡起珠子就往嘴里塞，硌得牙龈发酸，“哇”地哭了出来。苏二娘突然从怀里摸出颗糖，是去年账上多收的“耗羡”换的，糖纸皱巴巴的，她剥开纸塞进孩子嘴里，断指的手在孩子头上揉了揉，自己也偷偷咬了点糖渣，嘴角沾着点甜。

舅舅趁机站了出去，弯刀在地上划了道线，刀尖挑着那本牛皮册子，纸页被风吹得哗哗响：“不是要抢粮，是要把被锁的种子还给匠人——他们是来教我们种好麦子的！”他怀里的衣襟敞开，露出里面藏着的水车账，封面上写着“林生量”三个字，被摩挲得发亮，像块玉。

衙役举着刀冲过来时，我看见小秦突然疯了似的往工部跑，怀里的草图露了半截，被风掀起个角。可没跑两步就被衙役拦住，刀柄顶在他腰眼上，他“哎哟”一声蹲下去，图纸从怀里滑出来，被衙役踩在脚下，撕得粉碎。有片碎纸飘到我脚边，上面的辐条还能看清，画得细细的，像根没长成的麦秆。衙役踹了他一脚，正踹在腿弯处，他抱着腿蜷缩成一团，很快，裤管就渗出血来，红得像地里的罂粟花。

舅舅没躲，只是把那个抱孩子的昌宁国匠人往身后推了推，用身子护住那本册子。第一刀砍在背上的旧伤处，灰布短褂瞬间洇开块深色，像泼了碗墨；第二刀落在那罐麦灰上，陶罐“啪”地碎了，灰扬起来，像场细雪，落在周围人的脸上，有人打了个喷嚏，有人抹了把脸，手背上沾着点黑。

他倒下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那张绿洲地图，边角被血浸透了，红得发黑。我扑过去，见他最后往弯刀的方向看了眼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在说“种子”。风刮过稻田，废弃的水转大纺车发出“吱呀”声，像谁在哭。

后来官府贴了新榜文，说舅舅“勾结番邦，意图作乱”。红纸上的字被雨水泡得发肿，糊在城墙上，像块烂疮。有人捡起那半块弯刀，看见狼图腾，立刻骂：“果然是番邦奸细的帮凶！”戴瓜皮帽的老头突然冲上去，把木匠尺往那人脸上拍，尺身带着他手心的汗，“啪”地抽在那人嘴角：“这刀救过人！你懂个屁！”人群愣住了，他却突然蹲在地上哭了，手里的尺子沾着不知从哪蹭来的麦灰，抹了满脸。

我和女掌柜偷偷把舅舅埋在城南稻田。挖地时，女掌柜突然说：“去年秋天，他偷偷种的那半亩耐旱麦，收了两袋呢。”她从地窖翻出个布口袋，里面还剩几把麦穗，“他说要留着给你阿爷酿酒，半夜在院子里搓麦粒，笑得像个孩子，麦芒扎了满手也不擦。”铁锹碰着个硬东西——是当年那本被血浸透的水车账，封面上的“林生量”三个字被摩挲得发亮，像块浸了油的木头。我把种子撒在坟头，里面混着女掌柜从粮仓西角摸出的昌宁国春麦种，手指抚过“等外甥来”的字迹。刀柄磕在石头上，发出“当”的轻响，像舅舅当年在枯陀国教我认种子时，用刀背敲石头的声音，脆生生的，能传到老远。

女掌柜蹲下来，往坟上撒了把艾草，青气混着泥土味，呛得人鼻子发酸。她从怀里掏出个旧木盒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：半截被火烧过的农书纸，边缘卷得像波浪；一片水车辐条的碎片，上面还留着个虫蛀的小洞；那双刻着“周”字的竹筷，筷尾的粥渣早已干硬；还有那块没刻完的木牌。“这些，原该是他们哥俩的念想。”她把木盒递给我，手心的温度透过木盒传过来，“带回去，让枯陀国的人知道，景明国也有过想站直的人。”

离开景明国那天，我去辞行。女掌柜正往地窖搬新木箱，松木的箱子散发着清香，箱角露出半截木牌，上面只有一个“等”字，刻痕深得像要嵌进木头里。她袖口沾着新鲜木屑，白生生的，指了指苏二娘的方向——粮栈门口摆了个小摊，苏二娘正给个流徙孩子演示怎么用碎木片算算术，断指的手捏着木炭，在青石板上写得认真，“一”字拉得老长，像根不肯弯的脊梁。

不远处，小秦拄着拐杖路过，右腿还瘸着，裤管空荡荡的，被风灌得鼓鼓的。他想买个苏二娘刻的“准”字木牌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，指尖在布衫上蹭了蹭，像是沾了什么烫人的东西。最终捡起块碎木片，在掌心画了个歪歪扭扭的“对”字，笔画浅得一吹就散。风过时，他忽然瘸着腿走到苏二娘的小摊前，把怀里藏着的半张没撕碎的水车草图（画着完整的、没偷减辐条的样式）悄悄塞到摊位下，草图下还压着半块干饼，是从工部灶房偷偷拿的。苏二娘后来把饼掰给流民，说“是个画工给的”，小秦躲在树后看见，瘸着腿笑了，手在布衫上蹭了蹭，像擦去了层灰。

戴瓜皮帽的老头把木匠尺插在布庄门槛上，尺尖对着粮仓的方向，像在丈量什么。王掌柜还在抠那块狼毒花布料，血珠滴在花瓣上，红得发紫，像朵开错了季节的花，蔫蔫地趴在布面上——官府刚贴了新的封条，写着“通敌嫌隙”，字迹墨黑，盖着京兆府的朱印。

我没回头。走出都城时，青石板路渐渐变成土路，鞋底下沾着的泥越来越沉，带着景明国的土腥味。回到枯陀国，戈壁的风刮在脸上，疼，却痛快，像舅舅当年用刀背拍我后背的力道。

阿爷摩挲着那个木盒，见了竹筷上的“周”字，突然老泪纵横，浑浊的眼泪滴在木盒上，晕开一小片深色。我把那张染血的地图埋在戈壁里，上面压了块石头——石头是从景明国带回来的，沾着点城南稻田的泥，就当舅舅终于回了家。

去年春天，我们试种了舅舅带回来的种子，有枯陀国的耐旱麦，也有昌宁国匠人被没收的春麦种。真的多收了两成粮食，春麦的穗子比本地麦长半指，黄澄澄的像串小月亮。阿爷在田埂上插了块木牌，松木的，上面刻着：“好东西不分邦国”，底下补了行小字：“昌宁国的春麦，枯陀国的土，能长在一起。”牌尾缀着半块磨亮的狼图腾弯刀碎片，风一吹，碎片撞着木牌，“叮咚”响，像在应和。

风过戈壁，牌子呜呜地响，像有人在说：人活着，总得认点真。远处的驼铃叮当响，新的商队来了，这次有昌宁国的匠人跟着，他们手里捧着新的种子，褐的、黄的、白的，像把星星撒在戈壁上。